魯迅 章士釗
魯迅訴章士釗案---也稱魯迅訴教育部非法免職案,，是北洋政府時期一起典型的行政訴訟案件,，雖然不是第一起,，但無疑是最著名的一起,。
1925年秋，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部分學生,，因不滿女校長楊蔭榆的治校理念和行為,，發(fā)起驅(qū)趕校長的學生運動，即民國教育史上的“女師大學潮”.對于這位女校長,，其實我們并不陌生,，不僅僅因為她是楊絳的姑母（楊絳曾應社科院近代研究所之邀，寫有關于紀念楊蔭榆的文章,，即《回憶我的姑母》）,，而且很容易令人聯(lián)想起魯迅在《紀念劉和珍君》文中的一句話，“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，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范大學校長,，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,，其中一個就是她”.
文中提到的“她”,就是指在向段祺瑞執(zhí)政府和平請愿時，被衛(wèi)隊開槍打死的女師大學生,，也是魯迅撰文紀念的對象劉和珍,；文中描述的事件及細節(jié)，恰好是魯迅訴章士釗一案的背景,。此時正值北洋政權段祺瑞執(zhí)政時期,，思想相對保守（反對新文化運動，反對白話文）的章士釗出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,，其采取強硬措施整頓北京高校學風,，對女師大學生罷課驅(qū)趕校長行為極其惱怒,，下令重組女師大,，學生與校長之間的矛盾，最后演變成學生與教育部即政府當局的矛盾,。而在文章的字里行間,，我們不難感受到魯迅對學生同情、贊同與支持---這一時期,，魯迅正好在女師大兼課,，其與其他愛國教員一道，積極支持學生運動,，并親自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委員,。
在這次學生運動中，魯迅堅定與學生并肩戰(zhàn)斗,，其實就是站在教育當局的對立面,，公然與政府對抗。若僅僅是一名教員,，也就罷了,，當局也許對他毫無辦法，至少教育總長章士釗會束手無策---二人不僅年齡不相上下,，學術和社會影響力也不分伯仲,。但問題是，此時的魯迅還擔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僉事一職,，是章士釗名副其實的下屬,，對下屬的不端行為，作為行政首長,，有名正言順的處置權,。
于是，章士釗一怒之下，提請段祺瑞執(zhí)政府免去魯迅之職,，“以示懲戒”.魯迅盡管不在乎教育部僉事職位,，“其實我也太不像官，本該早被免職的了,，但只是就我自己方面而言”,但對章士釗提請段祺瑞執(zhí)政府免去其職務前,，未根據(jù)文官懲戒條例事先交由文官懲戒委員會審查，即程序性違法,，魯迅也就不甘示弱,，并表示“至于就法律方面講，自非控訴不可”.
于是,，魯迅把章士釗告上法庭---北洋政府的平政院,。
中國近代嚴格意義上的行政訴訟制度肇始于民國，并以平政院設立為標志,。1912年頒布的《中華民國臨時約法》第10條,，借鑒大陸法系司法模式---“大體模仿德日鄰邦，而尤似于奧國制”,首次規(guī)定,，“人民對于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為有陳述于平政院之權”.兩年以后,，北洋政府制定《平政院編制令》，設立平政院,，與普通法院即大理院并列,；南京國民政府時期，更名為行政法院,，與最高法院并列,，共同隸屬于司法院，直至民國結束在大陸統(tǒng)治,。僅從字面理解,，平政院的職權似乎很重要，但至少在早期,，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高高在上,，不被遺忘已實屬不易。幸好,，有魯迅訴章士釗一案,，使這一短暫存在的司法機構，不時進入人們視野,。
如果實事求是地分析或評價此案,，魯迅勝訴的幾率并不大。一方面,，魯迅作為教育部職員遭免職,，無疑屬于內(nèi)部行政行為，而內(nèi)部行政行為不具可訴性，是行政訴訟制度的一項基本原則,。就此而言,，魯迅起訴教育部，在平政院能否被受理都是一個疑問,；另一面,，其實也是更為關鍵的一點，魯迅在當時的思想文化界,，無疑是翹楚,，但在司法界，特別是與章士釗比較,，要遜色許多,。章士釗不僅是教育總長，還同時兼任司法總長,，更是民國上海大名鼎鼎的律師,，曾先后擔任李大釗案、“七君子”案,、陳獨秀案等諸多轟動一時大案的辯護人,，熟悉民國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,。
不過,，富有戲劇性的是，在該案訴訟過程中,，由于段祺瑞執(zhí)政府的垮臺,，章士釗也從教育總長的位置上黯然謝幕，平政院在沒有任何阻力的情況下,，裁決教育部對魯迅的處分違法,，應予以撤銷，教育部重新恢復魯迅的職務,。沸沸揚揚的魯迅訴章士釗案,，最終以魯迅的勝利而告終。
其實,，重提魯迅訴章士釗案,，從司法層面講，不是說此案對于中國司法近代化歷程產(chǎn)生多么重要的影響,，總體而言,，此案形式大于實質(zhì)。
因為某一案件,，如果確實能夠影響司法進程,，確立了某項或者法律原則、或者法律程序、或者具體司法制度,，最關鍵是帶有可復制性和可參照性,，也即我們所說的里程碑式的案件，但民國司法史上,，真正里程碑的案件并不多,。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對美國聯(lián)邦法院系統(tǒng)產(chǎn)生的影響舉世公認，因為它確立了司法審查制度,，而正是這一制度,，才最終使聯(lián)邦最高法院得以與另外“兩權”制衡和抗衡。魯迅訴章士釗案,，首先被人注意的或許不是司法,、行政訴訟等法律問題，而是所謂的名人效應,。如果普通人,，比如一名教育部普通工作人員，因被處罰而起訴教育部及其行政首長,，北洋政府的平政院能否受理,，也都是疑問，更別談什么勝訴,。
當然,，魯迅訴章士釗案，客觀上,，特別是憑借訴訟雙方當事人的個人社會地位及影響力,，使人們普遍了解：民可以告官，官也會敗訴,。理念是行動的先導,，這就是理念。實踐中,，同類案件多了,，以可觀察的方式總結出理念，相應的制度機制就會變得完善和成熟,。這正如時下暴露出的一系列冤假錯案---比如佘祥林,、趙作海、張輝與張高平叔侄,、呼格吉勒圖---對個人及其家庭造成的無疑是無法彌補的傷害,，甚至是不能被容忍的悲劇,；但另一方面,，正是這些鮮活的傷害和悲劇,，引起我們對防范冤假錯案發(fā)生制度機制的重視，進而推動刑事訴訟制度從以偵查為中心向以審判為中心轉向,。
正是從這個角度,，魯迅訴章士釗案，雖不具有普遍性,，但其宣傳效應及普法效應不容忽視,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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